5月26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讲坛又一次走进复旦校园，与复旦大学校友会、上海论坛联合举办，邀请到三位具有世界性履历的复旦校友，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原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花旗集团亚太区主席、原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章晟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同台论述“全球视野和中国智慧”。
第53届文化讲坛吸引了众多校园内外的听众。偌大的会场座无虚席，还有许多人挤在过道、坐席前后的空隙，聆听了两个半小时。在静静的聆听中，一种感受很明显，嘉宾们自身不凡的经历与现场精彩的表达，给了这个宏大的主题一个生动的阐述。当人类生活的地球被加上“村”的定义时，“全球视野和中国智慧”对我们的发展来说是那么必要与充满意义。
陈健 全球治理与联合国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第二年，当时30岁的陈健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随员被派往联合国工作，从那时起，他便与联合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在联合国工作了近20年。2001年至2007年，陈健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是在联合国级别最高、服务时间最长的中国籍官员。
对于上世纪70年代的联合国岁月，陈健印象深刻：“我感到比较突出的是，当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挥了自己的作用。那时候有个特点就是‘一篇稿子定乾坤’——对中国代表团来说最关键的就是团长的发言，团长的发言稿讲得好，被发展中国家认为讲了他们想讲而不敢讲的话，那么中国的影响就大。”而对联合国大会讨论的许多问题，中国却没有参加投票，“因为联合国讨论的绝大多数问题和中国的实际利益没有关系。”
40年来，陈健亲眼见证了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一步步提升。“现在中国已经不可能不参加投票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不参加，另外我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也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能源消耗国，世界全都看着我们。我们既要承担责任，也要履行负责任大国的义务。”
陈健认为，现在的中国仍然处于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之中。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迅猛发展，“这一时期有个特点，就是世界没有注意到我们，我们悄悄地成长起来。以后，我们是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发展。应该说，机遇期还存在，但是麻烦比过去大大增加。”
他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所在地区没有地区治理机制：“亚洲和欧洲、拉美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欧洲有欧盟，有北大西洋组织，拉丁美洲也有他们的组织，亚洲是世界上唯一既没有经济安全体制，也没有经济一体化体制的区域。”
谈及中国当前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局势，陈健认为，这是一个极大挑战，但也给我们带来了机遇：“我们可以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在亚洲进行安全体制形成的过程当中发挥作用。这当中就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何处理好中国和美国在亚洲地区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怎么利用中国人的智慧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使亚洲地区形成新的经济安全体制，形成新的经济一体化体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中国和美国、所有亚太地区各国的互利共赢。这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发挥智慧。”
章晟曼 经济发展与国家软实力
章晟曼曾是世界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常务副行长，也是在国际经济组织中担任最高职位的首位华人。在世行工作的10年里，他跑遍了165个国家，管理着3500亿美元的资本。2006年，他加入花旗集团，担任这一世界最大商业银行的管理委员会成员、全球银行业务副主席等职务。
章晟曼行事低调：“我给自己设了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就是不说或者少说。因为我不太会说，所以特别怕误人子弟。二来，我还发现经常不知道的老说，真正知道的人不说。”但这次面对母校复旦的召唤，他爽快地答应了。在本届文化讲坛上，他讲述了他所思考与理解的“经济发展与国家软实力”。在章晟曼看来，软与硬是相辅相成的：“不可能只有硬的，没有软的，也不可能软的就非常管用，而硬的一点不行。”归根结底，他认为软实力也好，硬实力也好，都是人才问题。
当面对“中国如何承担大国责任”的问题时，章晟曼以形象的语言作答：“当你只是世界百分之一的时候世界可以忽视你，你也许在很多时候可以‘就地卧倒’，甚至可以离开这个房间。当你是世界十分之一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离不开那个地方，自己的利益决定了必须待在这里，别人的目光也不会将你忽略。”他认为，中国要解决“怎么办”，首先必须把世界在想什么弄清楚：“只有明白对方在想什么，你才能相应地有针对性。”
当回答“上海何时能建设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提问时，章晟曼认为，上海首先要建成金融中心，然后再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含义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要逐步来，也要抓紧。我相信这个过程是会比较快的。”
在国际组织当中如何获得他人的认可，这是复旦学子关心的话题，章晟曼对此也颇有体会：“我在世界银行的时候，经常有同事来找我，说自己工作很好，技术也很好，为什么老不提他？在国际组织里考核人才有一个全面的概念。技术好很重要，不可缺少，但这只是基础，此外还要看人际关系、交流能力等。”他认为，发挥中国人的智慧，首先必须理解对方，在保持自己能力的基础上掌握与人交往的能力。
朱民 天下心怀，匹夫责任
“全球视野”、“铭记责任”、“追求理想”，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在昨天演讲中的三个关键词。
朱民认为，经过20年的全球化历程，今天整个世界的紧密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紧密联系以后，世界各国的相关性大大加强。不到10年以前，拉美的金融市场与亚洲的新兴经济股票市场关联度只有41%，今天是82%。这个世界正处在相互影响的过程当中。”全球化对现有的制度和结构产生了巨大冲击，开放了无限的机会，改变了生活方式，改变了思想的传递，改变了人和人、国和国之间的关系。因此，朱民希望年轻人要观察这个世界的变化，从世界的角度定位自己，因为只有这样才是有竞争力、有未来的。
如果说“全球视野”是时代的要求，那么“铭记责任”更应是个人的自觉。朱民说：“敢于担当，是责任的重要定义，也是人生的重要解释。人生会碰到很多困惑的事情，有时候很难选择，我的理解是，在有各种选择的时候想想你的责任。”
1982年朱民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并留校任教，随后赴美留学，先后任职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6年，朱民归国：“我当初回来，想得很简单：我在美国获得了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工作了六七年，我觉得我学了一点东西，我得回来给国家做点事，我必须尽我的责，不然我这辈子会过得很难受，所以我没多想就回来了，当时拿2000块人民币的工资也过得蛮开心。”
朱民忘不了，自己赴美留学的推荐信是当时的复旦校长谢希德写的：“那时候没有电脑，只有打字机。谢校长一边和我说话，一边噼里啪啦地打字，打完了以后签好名把信给我，说，朱民啊，好好学，希望在你们！”说到此时，朱民哽咽：“她没有叫我回来，她给了我更多的祝福。现在想来这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手里还有校长的温暖。我很高兴我回来了，我尽了一个学生的责任。”刚回国时有电视台采访朱民，请他说说为什么回来。朱民回答：“我不知道中国需不需要我，因为中国有无数的人才，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我知道我需要中国，因为我是中国的一分子。”
假如说责任是生命的锚，那么理想便是命运的帆。在朱民的理解中，“我们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理想，就会活出不一样的方式，这使我们与众不同。我们要做最好的自己，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才是更重要的。”
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朱民认为，有几点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特别重要：“第一是‘站得高望得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188个成员，要188个成员观点统一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最后把大家思想统一起来的能力取决于你站得有多高。你站在制高点上就能把大家的利益统一起来，望得远就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所有人才跟你走。你没有办法领导别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站得高望得远，别人跟着你走。”
“其次要有开放的心态。现在年轻人比我们开放一千倍，很多人虽然很开放，但又很无知，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其实，开放的前提是谦卑，如果你不谦卑，如果你不承认无知是常态，怎么会开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这会约束自己的视野，克服盲区的唯一办法是承认自己的无知。”
此次文化讲坛实录刊登于6月1日《解放周末》，有兴趣的读者可浏览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2-06/01/node_1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