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心讯 6月5日，我校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作为全国最早开展肿瘤病理诊断的科室迎来了其创立60周年庆典。
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上海市干部保健局局长韩慰军，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上海市医学会会长刘俊，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卫平，我国著名病理学家刘彤华院士，著名肿瘤分子生物学家顾健人院士，著名肿瘤外科专家汤钊猷院士，香港伊丽莎白医院淋巴瘤病理专家John K.C. Chan教授，MDACC妇科病理专家Charles Levenback教授，MDACC淋巴系统恶性肿瘤专家Lynne V. Abruzzo教授，肿瘤医院院长蒋国梁、院党委书记孙斌等数十位来自国内外病理学界、肿瘤学界的专家教授以及医院各位党政领导应邀出席庆典。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香港中文大学也派代表到会祝贺。
肿瘤医院病理科11位老教授在会上获颁纪念铭牌。该科创立人、我国著名肿瘤病理学家、中国肿瘤病理学奠基人顾绥岳教授铜像揭幕仪式也在会上举行。
此外，为期3天的第三届FUDAN－MDACC诊断病理新进展研讨会圆满落下帷幕，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病理科知名专家教授就病理学领域发展现状及前沿科学作了交流。
肿瘤医院病理科这个与新中国同龄的科室，在60年的风雨岁月中创造了多个第一：国内首创肿瘤登记和报告制度；主编国内首部细胞学专著《实用肿瘤细胞学》；在国内率先开展组织病理、细胞学涂片免疫组织化学诊断；建立上海市首个分子病理研究室等等。60年来，肿瘤医院病理科为推动国内病理学科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普通患者来说，“病理诊断”往往给人一种特殊的神秘感，然而在疾病的整个诊治过程中，“病理医生”却扮演着如同“法官”的角色。他们多半时间坐在显微镜前面，注视着镜下不足米粒大小的区域，在红与蓝相间的图像中，运用所学的知识、所见病例的经验、免疫组织化学及分子病理检测手段，对疾病的本质做出判断。
肿瘤医院病理科由我国著名肿瘤病理学家、中国肿瘤病理学奠基人顾绥岳教授创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科室从仅有的两小间工作室，几台显微镜不断发展壮大。如今科室总面积已达3500平方米，拥有多台先进病理诊断设备，如全自动免疫组化仪可避免人工操作带来的样本误差；完善的分子病理设备可开展大部分分子病理诊断项目；电镜室在肿瘤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中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等。
目前肿瘤医院病理科已经形成了“病理形态¬－免疫组化－分子病理技术”相结合的综合诊断模式。在肿瘤治疗中，不同分类、分型的肿瘤其采取的治疗措施是不同的，特别是像恶性淋巴瘤、软组织肿瘤这种分类、分型较复杂的肿瘤，如单靠病理形态或免疫组化是较难做到精确分型的。然而肿瘤医院病理科采用“病理形态——免疫组化——分子病理技术”这种“三合一”的病理诊断模式，不但能判断肿瘤的良、恶性及其预后，还能对肿瘤进行精确分类及分型，这为临床实施个体化治疗，提高治疗效果带来极大帮助。
2007年开始，科室试行专科病理的诊断模式，即将临床病理分为淋巴瘤、乳腺、胃肠道、胸部、软组织和骨肿瘤等9个专科病理组，每位病理医生均有明确的主攻方向，并全程参与临床相应的综合治疗组的各项活动，以进一步深化临床综合治疗的开展，形成了专科病理诊断特色，这在国外也是很罕见的做法。
据统计，2008年全年，组织病理学总病例数达43845例，包括外科手术标本21544例，其中术中快速诊断6348例；免疫组织化学病例达13000例；细胞学诊断数量达29240例，其中穿刺病例13469例的规模。此外，肿瘤医院病理科还承担上海市和全国各地疑难病例的病理会诊，年会诊近16000例，其中疑难病例占一半以上，是全国会诊工作量最突出的科室之一。
在这些突出成绩的背后，是战斗在医疗战线上默默奉献的病理医师，他们如同法官一般对每一份病理样本做最精细的判断，为临床治疗送去第一手资料。由于“病理诊断”有着“金标准”之称，也是最终的疾病诊断结果，因此这些“法官们”也承担着极大的风险和压力。而对他们来说，有时能为患者排除癌症之嫌或对疾病作出正确诊断帮助患者得到及时治疗，却又是极大的乐趣与安慰。
60年春华秋实，病理学科及病理诊断技术在不断发展与前进，而肿瘤医院病理科同仁为病理事业奉献钻研的精神从未改变。在这值得纪念的时刻，他们已瞄准了下一个奋斗目标，再创病理事业新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