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25日下午2：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论坛”在逸夫楼一楼报告厅举行第十四期讲演。本期论坛邀请复旦高研院双聘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陈嘉映先生担任主讲嘉宾。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童世骏博士，同济大学哲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孙周兴博士应邀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论坛。
讲演前，邓正来教授简要介绍了陈嘉映教授及其主要研究领域，并代表高研院为陈嘉映教授颁发了高研院双聘教授的聘书。
接下来，陈嘉映教授发表了题为《谈谈语言转向》的讲演。首先，他指出，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以及一般人文学科中的语言转向，涵盖了哲学以及几乎各个人文学科，甚至也包括很多社会学科。简单地说，语言转向即哲学不是关于事质的研究，而是关于语言的探索。追问的不是什么是意象、感知、意识、思想、真理、时间，而是意象、感知、意识、思想、真理、时间这些词是怎样用的。所谓“研究”真理，只能是说，研究在种种情况中，怎么确定某物某事为真的。
第二，陈教授指出，语言转向意味着区分事质研究〔事实研究〕和语言研究〔概念研究〕。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形而上学即来源于混淆科学研究和哲学探索。事质研究和概念研究区分的大背景，语言转向的大背景，是科学探索与哲学研究的分野。真理、实在等等仿佛是宇宙中的一些最普遍的存在物，于是，研究这些存在物，获得关于这些存在物的终极的、惟一的真理成为哲学的目标。这样理解哲学工作和哲学真理，即形而上学。
第三，陈教授通过举例阐述了语义上行的问题，语义上行的要点是把关于事质差异的讨论转变为关于语词差异的讨论。语义上行策略有助于我们避免很多无谓的争论，例如，关于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曾在哲学史上争论不休，而且似乎也争不出什么结果，但若我们转而讨论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在何种系统中使用存在这个词，问题就容易得到澄清。
第四，“语言转向”包含了很多思想，很多尝试，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疑问。语言转向转到头来，似乎不过在主张：所谓哲学问题、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语义问题。大量甚至所有哲学问题，可以靠查字典加以解决，哲学研究变成了语义学的工作。由于发生了语言转向，厘清哲学和语义学的区别就变得格外重要。语言转向厘清了哲学与物理学类型的科学的界限，却仿佛使得哲学和语言学变得难以区分了。要防止哲学误入语义学，一个简便的办法是不要把语言转向之后的哲学称作语言研究，而采用概念考察这个名称。所谓概念考察，主要是考察论理词
第五，陈教授分析了为什么要语言转向？从根本上，只有一句话，语言是人类的基本理解方式。语言中不仅包含着世界的道理，而且包含着我们是怎样理解世界的。语言是用以理解的东西。对语言的考察本身就是反思，反思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通过理解一种语言来理解世界。这一点，涉及所有社会科学。语言的特点在于，语言是公用的、通用的。同时，对于道理的引申来说，语言是中立的、中性的。
讲演结束后，童世骏教授首先进行了点评。他指出，语言哲学大体上是介于形而上学和心理主义之间的一种路径，其反对本质主义、虚无主义和纯粹的情境主义。他同意陈教授的下述观点：对语言的考察本身就是反思，反思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但他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为例说明，哲学反思的对象不是“山”和“水”这类知识，而是“仁”和“智”这类知识；因为后者涉及到人之为人的一种基本能力，即区分规范性知识与认知性知识的能力。同时，他还就“语言转向”与“语言学转向”的可能不同含义、陈教授所谓的主要以是否与认知者有关为标准对“冷热语言”与“温度计语言”之间做出的区分等提出了疑问。
接着，孙周兴教授做了点评。他在对中国学界对“语言转向”的研究进行了简要回顾的基础上主要就语言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态度进行了商榷。他认为，作为对形而上学的反动，经历语言转向后的20世纪哲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对“大词”的拒斥和对“小词”的偏爱；但是，语言哲学之前的形而上学对“大词”讨论之失败并不构成我们不讨论那些“大词”、转而讨论某些“小词”的理由。同时，他还结合海德格尔关于“动词文化”向“名词文化”转变的观念对陈教授对“副词”的关注进行了评论，并就陈教授对“哲学”与“科学”之区分的观念进行了阐发。
讲演点评之后，在场听众向陈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疑问。如语言转向和语言学转向，哲学中的时间概念，语言转向与范式的关系，语言转向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作用，语言学中人称代词的转变等等。陈教授给与了耐心的回应和解答。
演讲结束后，陈嘉映教授、童世骏教授、孙周兴教授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邵敏编辑一行在邓正来教授的陪同下参观了高研院。同时，邓正来教授向客人介绍了高研院的学术定位、规划与目前发展状况，并与他们就中国思想界的动态和走向、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