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聚在一起时，说起各人的出生地，常会不约而同跳出两个字：重庆！重庆，把我们彼此陌生的心，拉近了。
其实，我跟着父母，在重庆第一眼看到世界，只能说赶上了末班车，1944年，再过一年，抗战就胜利了。而年长我4岁的哥哥，那年春天在北碚医院呱呱落地，刚出院一周，那家医院就被敌机炸
成灰烬。而在他满月那天，又遇上重庆黄桷树镇遭逢的第一次轰炸。父亲抱着他，躲过一劫；而与父亲相知甚好的孙寒冰教授（时任复旦大学教导主任），却在那次轰炸中不幸罹难。
父亲靳以，是1938年夏离开孤岛上海的。在那战乱的年代，从上海至重庆，他竟然走了好几个月，一路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险。当他在初冬的寒风中，立足在重庆的朝天门码头上，真可谓两手空空，只剩一身单薄的夏衫。为求生计，父亲应邀执起教鞭，走上复旦大学讲台。
复旦，是父亲的母校。它在抗战的烽火中从上海内迁。最初，它迁至贵阳；不久，又迁至重庆市菜园坝。到父亲抵达重庆之际，校总部又迁往嘉陵江畔的黄桷树镇，那是一个与北碚一江之隔的小镇。
从书斋走进学校，走进年轻的学子中间，父亲这样写道：“……我把头挺直了，把眼睛平望着，我就望到许多张天真纯朴的青年的脸，他们用热烈的眼睛望着我，那么可亲，那么和善，期待着我，却并不对我感觉失望。他们的嘴边还挂着微笑，于是在我那紧张的脸上，也挂上笑容。在我们的笑容中，消失了我的疑惧，我们像是溶合在一起了。我首先从他们那里得到勇气，也得到这么多年所从来没有得到的慰安。在我的生命中，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使我从一个人，投身到众人之中，和众人结合成一体了。”（靳以：《从个人到众人》）
于是教书、读书，父亲的生活中加入了许多相知的学生。他被学生聘作“抗战文艺习作会”和“读书会”的指导教授，在竹林中伴随着点点星光与学生谈论文学、抒发抱负；他热情支持学生组织文艺垦地社，帮助出版《文艺垦地》壁报，并亲自为壁报写稿。父亲的散文《红烛》，首次就是发表在学生的壁报上。
父亲的学生，诗人姚奔回忆说：“他（指靳以）当时只有30岁，是复旦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下课时和同学们一起走出课堂，就像个年长的大学生。……他选的教材大都是新文学作品，他讲课不只是干巴巴地传授知识，而是以自己的鲜明爱憎和思想感情感染学生，有时讲到激动处，脸会涨得更红。……在鲁迅逝世三周年时，他选了一首悼念鲁迅的诗《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下了》作教材，他在课堂上朗诵这首诗时，声音都有些颤抖了。”（姚奔：《悠悠岁月怀念绵绵》）
在教人育人的同时，父亲为重庆的《国民公报》创办了它的文艺副刊《文群》。这是一块小小的版面，每期只能容纳四千字，每星期出版三期。编惯大型刊物的父亲，并不藐视这块小小的园地。他精心培植，勤奋耕耘。在创刊号上，首先开始连载的是女作家罗淑的短篇小说《阿牛》，此后，一个个令读者喜爱的作家名字，连同他们的作品，源源不断出现在这块小小的版面上，他们是巴金、艾芜、曹靖华、胡风、艾青、何其芳、臧克家、陈荒煤、刘白羽、萧红，等等。重庆的许多读者，不无欣喜地在这里仿佛找到一片美丽的文化绿洲。从此，父亲不怕辛劳，不畏阻力，把这个小小的《文群》，维持了500多期的鲜活生命。
而当年那群热情洋溢创办《诗垦地》的年轻朋友们，在他们记忆的心版上，《文群》更是深嵌其中，因为那里珍藏着他们难忘的青春。在嘉陵江畔的复旦校园，这一群青年因共同的理想与爱好聚拢一起。艰苦的生活条件阻挡不住理想的追求，诗情、文采一同从他们心底迸发、流淌。于是姚奔提议说，让我们创办一个诗刊吧！好朋友邹荻帆、曾卓、冀汸、绿原等人一致附议。“但我们都是穷学生，一文莫名，经费从哪里来呢？……在那时，我们既不可能登报募款，也不可以登报征稿，只能从我们自己所熟悉的师友、同学和诗友开始。我们油印了募捐收据，刻了一个有麦穗的小图章《诗垦地社》，并在黄桷树邮局租了一个信箱，为‘三号信箱’。一开始就得到靳以的支持。”（邹荻帆：《忆诗垦地》）
这群热情的年轻人原就是父亲执教下的好学生，他们早已在父亲的鼓励和帮助下在《文群》，及《文群》以外的刊物发表自己的习作。当他们兴奋地向父亲诉说自己的想法，父亲的心也与他们一同激动跳跃。他立即给予实际支持，决定每月让出《文群》的版面给《诗垦地》，让这个充满青春活力的诗刊问世，与读者见面。就这样，《诗垦地》在《文群》的版面上总共出版了25期，为时一年零四个月。从此，在诗歌史上，《诗垦地》亦写下切实的一笔。
前不久，我读到长篇纪实回忆录《血色流年》，作者正是当年这群年轻人中的冀汸先生。他充满感情忆及当年，这样写道：“他（指靳以）定时让出一期《文群》的版面作为《诗垦地》副页，让校园内的墙头诗有机会走向社会和广大读者见面。这群诗人的成长得到了先生最有力的支持。这是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再有的事情。”
我掩卷思索，眼前飞扬着那许多充满朝气的面影……
这就是60年前，在重庆，在这个战时陪都，在这个内迁的复旦大学校园内，一位年轻的教授，与他的学子们的故事。青春是难以忘怀的，纵然经历者许多已经离开人世，包括我的父亲，包括姚奔、邹荻帆……但，我看见青春的火焰依然燃烧，燃烧在所有追求理想，青春灿烂的后继者心中。
靳以与复旦学生（右五为靳以，1941年）
其实，我跟着父母，在重庆第一眼看到世界，只能说赶上了末班车，1944年，再过一年，抗战就胜利了。而年长我4岁的哥哥，那年春天在北碚医院呱呱落地，刚出院一周，那家医院就被敌机炸
成灰烬。而在他满月那天，又遇上重庆黄桷树镇遭逢的第一次轰炸。父亲抱着他，躲过一劫；而与父亲相知甚好的孙寒冰教授（时任复旦大学教导主任），却在那次轰炸中不幸罹难。
父亲靳以，是1938年夏离开孤岛上海的。在那战乱的年代，从上海至重庆，他竟然走了好几个月，一路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险。当他在初冬的寒风中，立足在重庆的朝天门码头上，真可谓两手空空，只剩一身单薄的夏衫。为求生计，父亲应邀执起教鞭，走上复旦大学讲台。
复旦，是父亲的母校。它在抗战的烽火中从上海内迁。最初，它迁至贵阳；不久，又迁至重庆市菜园坝。到父亲抵达重庆之际，校总部又迁往嘉陵江畔的黄桷树镇，那是一个与北碚一江之隔的小镇。
从书斋走进学校，走进年轻的学子中间，父亲这样写道：“……我把头挺直了，把眼睛平望着，我就望到许多张天真纯朴的青年的脸，他们用热烈的眼睛望着我，那么可亲，那么和善，期待着我，却并不对我感觉失望。他们的嘴边还挂着微笑，于是在我那紧张的脸上，也挂上笑容。在我们的笑容中，消失了我的疑惧，我们像是溶合在一起了。我首先从他们那里得到勇气，也得到这么多年所从来没有得到的慰安。在我的生命中，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使我从一个人，投身到众人之中，和众人结合成一体了。”（靳以：《从个人到众人》）
于是教书、读书，父亲的生活中加入了许多相知的学生。他被学生聘作“抗战文艺习作会”和“读书会”的指导教授，在竹林中伴随着点点星光与学生谈论文学、抒发抱负；他热情支持学生组织文艺垦地社，帮助出版《文艺垦地》壁报，并亲自为壁报写稿。父亲的散文《红烛》，首次就是发表在学生的壁报上。
父亲的学生，诗人姚奔回忆说：“他（指靳以）当时只有30岁，是复旦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下课时和同学们一起走出课堂，就像个年长的大学生。……他选的教材大都是新文学作品，他讲课不只是干巴巴地传授知识，而是以自己的鲜明爱憎和思想感情感染学生，有时讲到激动处，脸会涨得更红。……在鲁迅逝世三周年时，他选了一首悼念鲁迅的诗《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下了》作教材，他在课堂上朗诵这首诗时，声音都有些颤抖了。”（姚奔：《悠悠岁月怀念绵绵》）
在教人育人的同时，父亲为重庆的《国民公报》创办了它的文艺副刊《文群》。这是一块小小的版面，每期只能容纳四千字，每星期出版三期。编惯大型刊物的父亲，并不藐视这块小小的园地。他精心培植，勤奋耕耘。在创刊号上，首先开始连载的是女作家罗淑的短篇小说《阿牛》，此后，一个个令读者喜爱的作家名字，连同他们的作品，源源不断出现在这块小小的版面上，他们是巴金、艾芜、曹靖华、胡风、艾青、何其芳、臧克家、陈荒煤、刘白羽、萧红，等等。重庆的许多读者，不无欣喜地在这里仿佛找到一片美丽的文化绿洲。从此，父亲不怕辛劳，不畏阻力，把这个小小的《文群》，维持了500多期的鲜活生命。
而当年那群热情洋溢创办《诗垦地》的年轻朋友们，在他们记忆的心版上，《文群》更是深嵌其中，因为那里珍藏着他们难忘的青春。在嘉陵江畔的复旦校园，这一群青年因共同的理想与爱好聚拢一起。艰苦的生活条件阻挡不住理想的追求，诗情、文采一同从他们心底迸发、流淌。于是姚奔提议说，让我们创办一个诗刊吧！好朋友邹荻帆、曾卓、冀汸、绿原等人一致附议。“但我们都是穷学生，一文莫名，经费从哪里来呢？……在那时，我们既不可能登报募款，也不可以登报征稿，只能从我们自己所熟悉的师友、同学和诗友开始。我们油印了募捐收据，刻了一个有麦穗的小图章《诗垦地社》，并在黄桷树邮局租了一个信箱，为‘三号信箱’。一开始就得到靳以的支持。”（邹荻帆：《忆诗垦地》）
这群热情的年轻人原就是父亲执教下的好学生，他们早已在父亲的鼓励和帮助下在《文群》，及《文群》以外的刊物发表自己的习作。当他们兴奋地向父亲诉说自己的想法，父亲的心也与他们一同激动跳跃。他立即给予实际支持，决定每月让出《文群》的版面给《诗垦地》，让这个充满青春活力的诗刊问世，与读者见面。就这样，《诗垦地》在《文群》的版面上总共出版了25期，为时一年零四个月。从此，在诗歌史上，《诗垦地》亦写下切实的一笔。
前不久，我读到长篇纪实回忆录《血色流年》，作者正是当年这群年轻人中的冀汸先生。他充满感情忆及当年，这样写道：“他（指靳以）定时让出一期《文群》的版面作为《诗垦地》副页，让校园内的墙头诗有机会走向社会和广大读者见面。这群诗人的成长得到了先生最有力的支持。这是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再有的事情。”
我掩卷思索，眼前飞扬着那许多充满朝气的面影……
这就是60年前，在重庆，在这个战时陪都，在这个内迁的复旦大学校园内，一位年轻的教授，与他的学子们的故事。青春是难以忘怀的，纵然经历者许多已经离开人世，包括我的父亲，包括姚奔、邹荻帆……但，我看见青春的火焰依然燃烧，燃烧在所有追求理想，青春灿烂的后继者心中。
靳以与复旦学生（右五为靳以，1941年）
